点击数：841　发布时间：2019/7/25 0:00:00 发布者：大湾区创新产业联盟

　　4月的京都，樱花正盛。这是京都大学一年最美的时候。不过，对于从广州匆匆赶来的广州民投董事长张超民来说，吸引他到来的并非樱花，而是诺贝尔奖，确切地说，是去年新晋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如果能够利用广州的资源优势，加快新研发药物在中国市场的上市速度，并降低临床技术的成本和费用，相信广州生物医药产业会得到加速发展。”为此，过去的一年间，张超民频繁往返于京都与广州之间。在日本，像本庶佑这样的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奖者，本世纪以来已经有18位，他们的研究成果，吸引着全球各类产业资本的注意。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定位之一。前不久广东省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中，亦提出重点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造重大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18年间连续产生了18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什么让日本出现诺奖“井喷”现象？为何日本企业也能成为“拿奖大户”？日本的产学研是如何开放合作的？南方日报记者实地走访了京都大学、日立公司、东丽株式会社等高校和日本企业，以诺贝尔奖为横切面，透视日本科技立国的做法和经验。

　　进入21世纪，日本产生18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

　　　诺贝尔奖“收割机”的起源

　　尽管距2019年诺贝尔奖名单公布还有两个多月，京都大学的学生们已经开始讨论哪一位教授获奖概率最大。对他们来说，诺贝尔奖得奖者很有可能就在自己身边。

　　“过去18年，这所高校里已经诞生了9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在京都大学任教的韩立友每每谈起诺贝尔奖，语气里都是骄傲。在京都大学的校史馆中，他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记者，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奖得主，其获奖成果取得地都是京都大学。京都大学成为亚洲国家中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学校。

　　引起张超民关注的本庶佑就是该校的一名教授。去年的10月1日，有着男神之称的本庶佑成为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在颁奖词中，他被认为“创立了癌症疗法的一个全新理念”，“彻底改变了癌症疗法”。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本庶佑。

　　事实上，在“收割”诺贝尔奖上，与京都大学一样有名气的还有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大学，三者势均力敌。记者统计，从2000年到2018年共有18名日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得奖者主要来自这三所大学。日本成为近十年来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诺奖出产国”。国际社会上，用“井喷”来形容日本学者在本世纪迎来诺贝尔奖得奖潮的现象。

　　“诺贝尔奖是当今社会公认的科学成就的最高象征，获得者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毕业于京都大学的阪南大学教授洪诗鸿认为，正是通过“诺奖井喷”，日本打破了二战后“欧美为主、美国领先”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奖格局，进入“欧美日”三足鼎立的竞争时代，也标志着日本进入世界科技领先国家行列。

　　事实上，对于诺贝尔奖，日本早就势在必得。早在2001年3月发布《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该国就提出“力争在未来50年里使诺贝尔奖获奖人数达到30人”的构想。这项在当时被看作极为大胆的设想，如今，却仅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实现过半目标。

　　但调研中，大多数学者认为，过去18年，日本诺贝尔奖“井喷”的努力在更早之前就开始了。洪诗鸿曾专门做过一项统计，本世纪日本获奖的15个成果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成果的有8个。洪诗鸿认为：“日本2000年后诺贝尔奖的井喷现象，实际上靠的是25年-3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成果。”因为从出成果到获奖的整个过程，往往需要25年-30年时间。

　　阪南大学教授洪诗鸿。

　　20年增长10倍的R&D

　　今年5月28日，有144年历史的日企岛津制作所，宣布发售全球最小的台式质谱仪，该仪器正是使用了其员工田中耕一获得的诺贝尔奖技术。

　　与被认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本庶佑不同，田中耕一的诺贝尔奖更像是一个“天下掉下来的馅饼”—— 2002年10月，一则重大号外刊登在日本各大报纸，该国田中耕一先生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谁是田中耕一？”不认识田中耕一的，不仅仅是普通的日本老百姓，还包括几乎所有化学界专家。就连田中耕一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获奖。当第一次听到官方打来的越洋电话时，田中还以为同事在跟他开玩笑。

　　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前，田中耕一只是岛津制作所的一名普通研究员。在一次意外研究中，他“歪打正着”地发现了“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并将这段经历形成论文发表，“歪打正着”地获得了诺贝尔奖，至今岛津中国的官网上仍记录着“连获奖者本人以及他的同事们都不敢相信获得了这样的奖项”。

　　不过，在技术研发上信奉“歪打正着”的理念，或许是日式研究的一个特点。

　　“没法达到原来的既定目标，却常常有可能在其他的研究方向上‘歪打正着’地实现突破。”东丽株式会社社长日觉昭广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类似的研发理念。日觉昭广认为，不确定性是科研的魅力所在，需要足够的自由度、长期的投入和足够的耐心。“研发自有规律，并非投入经费和人员就能闭着眼睛出成果。”

　　为此，日觉昭广说，东丽会有意识地在公司打造自由的科研环境，公司研发人员可以花20%的研发时间自由地确定研究课题，而因此“歪打正着”出了很多研究成果。日觉昭广将这种自由的研究方式称之为“先锋派研究”。

　　东丽集团社长日觉昭广接受记者采访。

　　这种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在“诺奖大户”京都大学体现得尤为明显。京都大学甚至把“自由豁达”写进了校训。“记忆中教授经常是下课到居酒屋三杯清酒下肚后才开始精彩讲评，对经济学的学习，我们其实是在居酒屋里接受到的。”洪诗鸿这样回忆自己在京都大学求学的日子。他引用了本庶佑教授对于获得诺奖的原因分析：“教授不拘一格自由地教学和科研，科研极少有课题和结项的压力和时间限制，这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自由的背后，洪诗鸿认为，政府对研究经费的大力支持是科研人员的坚实后盾。记者从日本文部科学省获得的一组数据显示，日本科研费用迅速上升阶段，恰好是诺奖的“播种期”。数据显示，1970年日本R&D年投入规模为1.19兆日元，到了1975年日本R&D投入规模达到2.62兆日元，超过英法两国的R&D经费总额，步入科技大国的行列。到1991年，日本R&D年投入规模达到了13.8兆日元，较1970年增长了10.59倍，从这一年开始，日本R&D增长速度才逐渐放缓。“诺奖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阶段的投入。”洪诗鸿说。

　　诺奖播种期，日本R&D年投入规模迅速增长。

　　与此同时，洪诗鸿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对于高校研究人员的考核标准上，日本政府基本上处于“放养”。为了让青年学者获得成长空间，在2004年大学教改以前，日本大学的教员采用终身雇佣制，可以根据兴趣申请基本研究经费的长期资助。青年学者不用担心失去“饭碗”也不必疲于奔命地应付课题。与此同时，日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较少受到短期的考核和评价等干扰，可以相对长期地从事学术研究，最典型例子是京都大学申明不会引进教师绩效评价。

　　这种“慢热”但专注的科研态度在企业上也得到体现。日觉昭广表示，东丽相信在研发和技术开发上不断“追求极限”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东丽的发展前景不断被唱衰，纤维产业、纺织产业、薄膜产业已过时的言论不绝于耳。”日觉昭广说，但东丽仍持续不断向各个领域输送大量高端材料，从而衍生出不同的事业不断壮大发展。如今东丽已能在仅10微米的薄膜中叠加1000层聚合物，开发出了纳米纤维并不断提升品质。

　　对此，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领域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丁可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重大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在基础研究的投入、保障研究人员的自由和稳定等方面需早做规划。

　　　　企业成为诺贝尔奖获奖主力

　　2018年8月28日，PD-1抗体药物欧狄沃(Opdivo)在中国进入铺货销售阶段，国内肺癌患者终于可以使用到这一革命性的抗癌药物，中国进入了免疫肿瘤治疗时代。

　　这种药品的产生，正是归功于本庶佑发现PD-1的功能。打开日本的诺贝尔奖得奖者名单，可以发现不少学者都不是纯粹的“书斋学者”——产学互促，是日本科研的特色。洪诗鸿认为，日本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联结科研、教学、学习的范例。日本基于前沿的基础研究成果，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转化为实用技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最典型的例子是，与很多国家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是学院派不同，日本企业往往也是“生产”诺贝尔奖学者的主力。除了仍在百年长寿企业工作的田中耕一，1973年和2014年分别获得物理学奖的江崎玲于奈和中村修二也各自从属于索尼公司和日亚公司。“日本企业在不断开发应用新技术的同时，非常注重并支持基础研究。”洪诗鸿表示，日本通过“产学官”合作制度，增进研究机构与企业互促和合作。1981年，日本科学技术厅构建了一种流动、弹性的研究体制，通过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由企业、大学、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攻关技术难题。

　　被称为“奠定日本半导体产业竞争力基础的杰作”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发项目正是“产学官”制度的最典型例子。日立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1976年世界计算机行业处于“重组的巨澜”之中，日本通产省组织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和东芝等企业，与两家国有研究所组成联合体共同研发。该项目政府出资四成、企业承担六成经费，最终产出1000多项专利，为日本成为半导体强国奠定了基础。

　　“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集合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人才优势，通过打破政、产、学的界线，以较少资金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丁可评价。

　　在长期的科研探索中，“日式”研究慢慢形成自己的特点。日觉昭广在采访时提到，有别于美国式一个研发小组只研究一个课题的纵向研究模式，包括东丽在内的不少日本企业采用横向整合研究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可让研究人员从初期阶段就能接触到不同领域，通过共同反复的讨论，获得意想不到的思想碰撞，从而孕育下一个创新。”日觉昭广介绍，为此，东丽在纤维、薄膜、复合材料等研究所之上成立了技术中心，通过技术中心进行横向整合研究，从而形成强大研发合力。

　　日本京都大学。

　　调研中，记者发现，日本企业在产学研上擅长吸收各类研究成果，甚至已经扩展到招募全球的“大脑”支持研发生产。记者从日本文部科学省了解到，丰田会将关键技术分解成为基础研究课题面向全球进行公开招标。同时丰田还会建立全球性的合作研究分工系统，发挥全球不同地区和组织的优势。

　　对此，丁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效仿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动的“产学官结合”计划，在空间上打造大企业、小企业、科研机构、大学、政府和金融机构相互合作的平台。